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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5 13:32:03【3409754】
也发生的变化,所以为了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法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根据这一规定,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通知。”他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人民网北京3月8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下午16时45分,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中央电视台和中央网络电视台记者:我们知道刑法这些年来可能通过修正案等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通过这些补充使得刑法体系和一些法律机构上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但是您也提到了,15年来刑事诉讼法一直没有修改过,我想问的是在这15年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这样的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修改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最后我们的目的是在哪里?谢谢。郎胜:刑法的修改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他们的节奏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刑法作为实体法,它更多的是针对社会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的问题及时作出反映。比如说,我们的刑法是1979年制定,1997年全面修订的。1997年以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的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挑战。比如说,在1997年制定刑法的时候,我们有些问题没有预见到,有一些问题即便预见到,我们缺乏对这种问题认识的经验,比如刑法修改后不久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是我们过去没有面临的,没有见到过的。这些犯罪出现了,它要求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迅速作出反应来维护社会秩序。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对刑法作了修改补充。当然,除了1997年金融危机,还有最近遇到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除此之外,在这短短的几年里面,我们迅速地进入了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有些犯罪是在过去的时候无法认识的,比如在信息领域方面的。再比如市场经济从刚刚开始创建,9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我们发展得比较完善,有好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犯罪,在当时我们也缺少对这些犯罪的规律性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犯罪出现以后就要迅速反应,所以这些年当中一共制定了八个修正案和一个决定,及时对刑法作出调整和补充,从实体上把一些禁止的行为加以明确的规定,把一些需要惩治的行为加以明确规定。但是程序上,相对来讲需要比较稳定,就是出了问题怎么处理,它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被大家熟悉的程序,老百姓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自己应该去告状、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按照什么程序去走。当然,在这些过程中,由于我们国家发展快,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法制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要求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循序渐进地、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对现有程序加以完善,当然这两者在程序上也许是不一样的,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最终追求司法公正,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将于3月8日(星期四)16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将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新京报记者]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这是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把非法证据排除写入草案。在2010年的时候,“两高三部”已经出台过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但是公开资料表明,目前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一例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请教郎主任,对于法律通过以后,对于这个条款的实施情况您怎么看待?谢谢。[郎胜]: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同时也强调了收集证据必须依法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是其中应有之意。但是作为一项制度,或者说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我们的法律过去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刚才这位记者提的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但是他提出他收集的资料中没有看到一例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我想说的是,作为其中应有之意来说,实践当中,在我们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整个过程中,对非法的证据进行一些排除,我认为是经常进行的。这次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在法律中明确下来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以后,必须要有一系列的程序加以保障,所以这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既强调了公检法各机关的义务,同时也专门规定了在审判阶段具体的程序。因为审判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认定事实,在这个阶段定罪量刑,确定一个人是否有罪。这是最重要的阶段,专门对这个程序作出具体的规定,便于操作。[郎胜]当然正像刚才记者说的,这项制度是总结了2010年以来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当然,一个新的制度的建立,一个新程序的规定,怎么能够落到实处,我想也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也需要有一个从不熟练、不熟悉到可以熟练运用和掌握的过程。我想,这个制度在法律规定以后,对整个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引导或者引领作用,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也需要不断的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这项制度最终能够有效地,或者说是能够很好地落实。谢谢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 (记者查文晔刘敏)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8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呼吁,政府应在文化产业领域给民营企业平等待遇。王健林说,“玻璃门”“弹簧门”是中国现在的普遍现象。在文化领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资金投向,包括国家财政的资金投向主要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文化产业单位可能很难拿到国家的钱;在政策方面也不能平等,比如电影产业,无论是制作还是放映,国有企业的占比都是少数,但是电影的两张进出口权分别给了两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张没有。王健林说,他认为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有两点优势。创新性强,敢闯,敢试,文化产业是创新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民营企业这一点比国有企业在敢闯、敢试方面是有优势的;民营企业在机制方面更有优势。 国际在线报道: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8日(星期四)16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央电视台和中央网络电视台记者: 我们知道刑法这些年来可能通过修正案等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通过这些补充使得刑法体系和一些法律机构上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但是您也提到了,15年来刑事诉讼法一直没有修改过,我想问的是在这15年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这样的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修改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最后我们的目的是在哪里? 郎胜: 刑法的修改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他们的节奏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刑法作为实体法,它更多的是针对社会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的问题及时作出反映。比如说,我们的刑法是1979年制定,1997年全面修订的。1997年以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的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挑战。比如说,在1997年制定刑法的时候,我们有些问题没有预见到,有一些问题即便预见到,我们缺乏对这种问题认识的经验,比如刑法修改后不久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是我们过去没有面临的,没有见到过的。这些犯罪出现了,它要求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迅速作出反应来维护社会秩序。 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对刑法作了修改补充。当然,除了1997年金融危机,还有最近遇到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除此之外,在这短短的几年里面,我们迅速地进入了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有些犯罪是在过去的时候无法认识的,比如在信息领域方面的。再比如市场经济从刚刚开始创建,9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我们发展得比较完善,有好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犯罪,在当时我们也缺少对这些犯罪的规律性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犯罪出现以后就要迅速反应,所以这些年当中一共制定了八个修正案和一个决定,及时对刑法作出调整和补充,从实体上把一些禁止的行为加以明确的规定,把一些需要惩治的行为加以明确规定。但是程序上,相对来讲需要比较稳定,就是出了问题怎么处理,它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被大家熟悉的程序,老百姓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自己应该去告状、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按照什么程序去走。 当然,在这些过程中,由于我们国家发展快,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法制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要求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循序渐进地、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对现有程序加以完善,当然这两者在程序上也许是不一样的,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最终追求司法公正,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南方都市报记者]我想请问郎主任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里面增加了第188条,说到“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正当理由?比如我感冒了,咳嗽了,叫不叫正当理由?这是新增设的法条,我们想请问一下立法意图是什么?谢谢。[郎胜]证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诉讼的参与人。证人在诉讼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当他的证词对整个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要关系,对他的证词,控辩双方又有分歧,法院要查明案件事实,法庭经过综合考虑,认为这个证词至关重要,就需要证人到庭来作证。接受当庭的质证,这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我们要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我们每个公民要享有安居乐业的生活,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个社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履行我们应尽的义务。所以公民作证,了解案情的人对案件情况作证是他应该履行的义务。我刚才提到了,当出现证词至关重要,法庭要判明案情,对这个证词又存在很大争议的时候,法庭可以决定这个证人出庭,控辩双方,比如检察机关和律师也可以申请法院要求某位证人出庭。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应当履行义务,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证。[郎胜]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有的证人会出现特殊的情况,即我们讲的,正当的理由。正当理由可能会很多,每个案件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就不好回答说感冒咳嗽是不是。但实际上,正当理由就是我们常人判断他的这种理由是正当的、是合理的。比如交通中断了,他来不了,或者说那天他有一个特别重大的事项,使他无法离开,或者说那天他真患了严重疾病,根本就起不来床,这些都可以,作为常人,作为一般的人来理解都应该视为正当理由。但是在具体的个案上,就需要根据个案来判断,任何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时候,不能故意的为逃避这种义务而找种种借口不出庭。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诉讼就难以继续进行,可能犯罪就难以受到追究,可能被害人的权益就难以得到保障,正义就难以伸张,司法公正就难以实现。所以,每个公民都有这样的义务,当他故意拒绝履行这种义务的时候,就需要强制他来履行,怎么强制?这次法律专门做了规定,司法机关可以强制其到庭。谢谢。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8日(星期四)16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将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中央电视台和中央网络电视台记者]我想请问郎主任,我们知道刑法这些年来可能通过修正案等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通过这些补充使得刑法体系和一些法律机构上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但是您也提到了,15年来刑事诉讼法一直没有修改过,我想问的是在这15年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这样的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修改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最后我们的目的是在哪里?谢谢。[郎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刑法的修改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他们的节奏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刑法作为实体法,它更多的是针对社会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的问题及时作出反映。比如说,我们的刑法是1979年制定,1997年全面修订的。1997年以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的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挑战。比如说,在1997年制定刑法的时候,我们有些问题没有预见到,有一些问题即便预见到,我们缺乏对这种问题认识的经验,比如刑法修改后不久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是我们过去没有面临的,没有见到过的。这些犯罪出现了,它要求立法 凤凰彩票实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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